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四個組織對中國當局最近公佈的新司法《意見》感到震驚，該《意見》指引規定了起訴及，利用包括死刑的罰則，嚴厲懲罰那些主張和採取行動支持台灣獨立的人。該《意見》實際上鼓勵中國法院和執法機構侵犯國際人權法和標準規定的多項權利，包括生命權、言論自由權、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權以及公平審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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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場次一：台灣死刑犯監所訪談計畫

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說，二十年前廢死聯盟剛成立的時候，就想要調查和重構死刑犯的人生樣貌，但當時根本不知道死刑犯在哪裡，國內也只有行政院研考會於1990年代調查發布的資料。直到2020年，廢死聯盟和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法務部矯正署合作，研究才得以開啟。本計畫希望呈現死刑犯及作為對照組的無期徒刑受刑人的成長背景、在監生活和處遇；期待結果最終彙整成供政府參考的政策建議，讓未來長刑期收容人能獲得更恰當的處遇。

研究方法

林欣怡強調，這份研究不受政府委託和審查，且經費自籌，受訪者相對願意吐露真心話。受訪者包含三十七位死刑犯以及四十三位無期徒刑犯，對他們進行量化問卷和質性訪談，另設計機構問卷給監所管理人員填寫。研究團隊預先請已出監的死刑平反者過目，確認問題設計是有效、可被理解的。執行方式為，第一次與受訪者見面先進行知情同意，說明計畫內容與風險、確認意願，讓受訪者知道，訪談空間是獨立區隔的，監所方只能看、不能在旁監聽紀錄；訪問過程會全程錄音，以便檢視正確性及分析，資料將匿名保密並在最後銷毀。林欣怡說，有幾位死刑犯主動表示希望不要銷毀，因為這可能是他們在世上僅存的影音紀錄。

基礎資料分析：成為死刑犯以前

這份期中報告只呈現死刑犯的資料，待全部訪談結束、分析之後，才會公布更全面的內容。根據死刑犯的訪談數據顯示，三十七位當中有近三成是六十歲以上的長者，最高齡七十一歲。七成以上沒有高中畢業，超過半數是第一次入監，犯案時平均年紀是三十歲，平均關押時間約二十年。這些同學幼時普遍缺乏穩定親密的照顧者，父母長輩忙於工作；在家裡或學校遭遇體罰或霸凌，讓他們寧願早早出社會，但工作狀況又不穩定。有些人會在少年感化院、管訓隊或其他地方認識到混兄弟的朋友，「看到他們生活這麼好，很羨慕。」成長的種種條件讓他們不知不覺間成為走鋼索的人，稍有不慎就會跌落。心理彈性低、缺乏情感資源也是值得注意的面向；不少人因為爭執當下無法控制情緒，才會衝動犯下罪行。

2006年7月1日刑法修正，無期徒刑關押二十五年後才能申請假釋，在此之前是十五年。我們訪談的這三十七位死囚當中，有二十六位是在新法施行前犯案，若是判無期徒刑，他們現在幾乎都已經可以申請假釋了。此外，當年根本沒有情狀鑑定、量刑前社會調查或者兒童最佳利益等評估，也就是說，如果按照現在的司法品質來裁量，他們很可能不會被判到死刑；這也反映了死刑的恣意性。

監所的日常生活

台大社工系Ciwang Teyra教授接著談到，訪員團隊努力讓量化問卷提問的用字生活化，準備圖表化手卡，讓受訪者更明白一到五分的意義。同學們都談到飲食狀況很糟，有人甚至曾在菜裡吃過鐵絲。水質更是堪憂，洗澡水和飲用水常見汙濁，讓他們皮膚過敏、腹瀉。監所合作社可以購買基本生活用品，但供貨不穩定，會被任意取消訂單。受刑人高齡化和長照的問題也一直被忽視，他們牙齒和健康變差，飲食卻無法跟著調整；能買到的保健食品又很有限。

死刑犯住在兩坪不到的空間，遇到較友善的管理人員才能到走廊上活動。若要寫書法或畫佛像，只能跪在窄仄的房內。睡覺和洗澡的地方沒有隔間，平日固定時間需要儲水，舍房潮濕，幾乎人人都有濕疹。監所內的光線和噪音相當干擾睡眠。這些生活環境其實容易帶來疾病，但所方又不樂見戒護外醫，通常只給基本藥物壓制症狀，往往得等到半個月以上才能申請到外醫。

所方安排的心理諮商只有二十分鐘，難達效果。規定寫明，每天有一小時到戶外場地的放封時間，但實際上不是每個監所都做到。家屬接見次數雖然不受限，但一周只能見兩次朋友。Ciwang以人們住學校宿舍的情境來類比，死刑犯會和短刑期受刑人或羈押被告關在一起，所以他們要一直適應新室友；新入監的室友通常什麼都沒有，因此多少要給予協助，這對死刑犯而言都是負擔。死刑犯同學認為，若有獨居或專區的規劃，他們的狀態也會相對穩定。監所裡大大小小不合理的事情，表面上有陳情管道，其實申訴的機制不甚暢通，很難帶來實質改變。諸多規範都考驗和削弱著同學們的身心健康。

待死現象：以這樣的身分活著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政策中心主任黃嵩立教授根據訪談逐字稿，把受訪者重複說到的內容抽取出來，做主題式分析。他說，死刑不只是一個抽象政策，還包含被判處死刑的人們每天的生活實況。多位死刑犯同學提及原封不動、毫無進展的時間感，就是過一天算一天。社會大眾常說，囚犯花納稅人的錢，吃免費牢飯；事實上他們在裡面的日常開銷大多需要靠親友接濟，因此讓同學們都有拖累家人的感覺。

Ciwang說，死刑犯不被允許跟其他收容人一起下工場，所以不像其他收容人有勞動和收入，許多同學想要自己賺點津貼，想學習一技之長，或者想彌補受害者家屬。但監所最多同意他們把勞作帶回舍房裡，一坪多空間還得擠滿用具；以監所內常見的作業項目之一摺紙蓮花來說，天天做，每個月頂多領一千多元勞作金，還會把窄小的舍房弄得髒污、擁擠，種種原因都降低死刑犯參與勞作的意願。黃嵩立呼應道，自立生活會帶來尊嚴，監所制度卻在剝奪他們勞動的機會，讓死刑犯失去社會角色的意義。「你要派我去看守核廢料也好，上戰場也好，讓我做事情，我覺得這才是人嘛。」不只一位同學有類似回饋。

面對執行

早年台灣的死刑定讞後，幾天內就會槍決，死刑執行快得讓人猝不及防。同學們說，現在面對長期等待的煎熬，沒有好到哪裡去。沒有尊嚴、不知道終點的等待，比死亡本身還痛苦。龐大的不確定和拖磨讓他們寧可趕快去死，也不要毫無希望地被關在那裡歹活，等於被糟蹋。他們甚至覺得自己的性命被當作政治工具，用來消弭社會不滿。幾位同學有宗教信仰，說不怕死，倒是很牽掛家人。漫長的囚禁裡，好些個人眼睜睜看過同舍的獄友，被拖出去執行。要如何陪伴即將赴死之人、自己要怎麼調適，這是另一個嚙咬他們神經的處境。

有些同學說，原本可以布置舍房，但換了新主管，就要求他們把心血通通拆光光。長期被關押者生活缺乏自主性，每天吃飽睡、睡飽吃、等死。待死現象以及附隨的缺乏自主性之感，是精神疾病容易找上門的關鍵，多位死刑犯同學有睡眠困難、憂鬱症、強迫症。曾經企圖自殺的人不在少數，之後被用精神科藥物控制，卻落入無法真實感覺自我的用藥狀態。

有意思的是，多位死刑犯表示支持死刑這個制度，但審判必須公正。多位同學感覺自己在司法程序當中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例如有利的證據未獲採信，其中還有含冤未雪的死刑犯。即使不是針對自己案件在表述意見，他們也看見其他死刑犯的境遇，覺得法官應該多考慮被告的背景，尤其是那些第一次犯案者。黃嵩立指出，很多人會對法官說：「你就判我死刑好了。」這份乾脆其實是一種對程序的抗議，因為他們在執法過程被誤解、不被尊重，想要趕快了結痛苦。現行的矯正機構環境和教化資源極度缺乏，也是棘手的問題；司法如何宣告一個人有無教化可能性，需要更多商榷和實證考察。

印度的死刑犯調查

Maitreyi Misra是印度「39A計畫」心理健康和刑事司法主任，她談到，印度目前有大約五百五十位死刑犯，光是2022年就有一百六十五個人被判死。本次她分享的資料來自2016年發布的印度死刑報告，該計畫是在2013-2015年間進行，訪問到三百七十三位死刑犯。這群人當中，有63%是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有六成左右未受過中學教育，多數來自社會底層；而且印度有種姓制度，呈顯了宗教和社會階層在死刑審判帶來的影響。Maitreyi說，計畫過程中，有些人後來改判無罪或者減刑，由此可見審判的任意性。

另一份研究從精神健康角度評析印度的死刑，可以看見，死刑犯很高比例擁有「童年逆境經驗」，某位死刑犯回憶童年目睹爸爸打斷媽媽的手，他如何漸漸有用藥和自殺傾向。印度死刑犯的群體之中62%有精神疾病，11%是智能障礙者。他們的心理狀態，無論是犯案前便有的，或是犯案後長期關押所致，都未被正視。

Maitreyi描繪印度死刑犯的待死現象，和受監禁的狀況。監所光線不足，生活環境同樣很差；縱然如此，有些死刑犯出身極窮，從小一天只能吃一頓飯，甚至會覺得在裡頭過得比較好，至少不會餓肚子。印度死刑犯一半以上有自殺意圖。某位囚犯自述，得知被判死之後，好像白色囚服就要往他身體裡咬去，把他咬死。另一位死刑犯原本在牢裡可以畫畫，這項活動取消之後，他就開始想死，想走進廚房拿熱油燒死自己。還有一位尋死的死刑犯，他被單獨監禁六年，除了不知道何時要被執行，他也擔心死後屍體會被丟出去被狗咬。

Maitreyi說，印度被判死的女性比例和數量，比台灣還要高。某位女性死刑犯入監前很活潑、愛打扮自己，但監所管理員說：「你的家人以為你已經死了，他們甚至沒有想要來看你。」讓她陷入很深的憂鬱。綜觀來看，印度死刑犯的心理健康問題同樣很嚴酷。林欣怡回應到，台灣法務部會為死刑犯安排心理諮商，但同學們不想被汙名對待，也不想被視為有問題的人；更重要的是，如果生活環境沒有改善，諮商師無法帶來什麼神奇變化。

英國的司法精神醫學

來自英國的Richard Latham作為司法精神醫學顧問，在英國的醫院和受刑人相處與工作。他說，從台灣、印度和英國的情形來看，如果一個人有心理和精神問題，較容易遭遇死刑。如果有精神問題，律師如何代表當事人呈現意見，這是個難題。因為精神問題是創傷的後果，這些犯案者要面對精神病汙名，此外他們往往無法和人建立實質關係、無法信賴他人，就會很難和律師有良好互動；這些人格障礙，導致他難以公正地使用司法。如果犯案者身心狀態差，表現出沒有悔改和不願道歉的態度，也會影響他是否被判死。

Richard坦言，精神醫學有其侷限。當精神科醫師斷定一個人無法教化，是認定他無法透過病理治療、可能是有危險的，但不代表他沒有其他療癒或變得更好的方式，因為這個人可能受過很複雜的創傷。而且精神科是透過病患的反應來診斷，不是仰賴他們真正的心理素質。好比，智能障礙者常常隱藏自己，想展現出有能力的一面。精神科專家無法每次都立即辨認出精神障礙者；所以如果持續有死刑，就可能有「未被認出來的」精神障礙者被判死刑。

觀眾提問時，Richard特別補充道，英國監所劃分成不同區域，有心理問題的受刑人會被區隔出來；監所管理人員可以有不同心態面對，不會妖魔化看待。此外，英國的司法醫院由國家衛生部門間接管理，全國司法醫院的醫療和保安人員共約有九萬名，大概有七千五百張病床。如果受刑人在監所狀況不好，就會到司法醫院。但經營司法醫院的成本是一般監所的兩倍，國家矯正系統必須開放協商，才可能有監獄以外的選擇。

研究死刑犯的意義

英國「死刑專案」執行長Saul Lehrfreund律師提到，他們在孟加拉和非洲肯亞做類似研究，和台灣、印度有很多共通的發現：死刑犯大都是弱勢、教育程度和收入低、有負面童年經驗或者有精神障礙。像這樣從客觀數據和資料著手，重構每個人的背景和經驗，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死刑犯就是人，而死刑就是在剝奪人性和尊嚴。說出這些人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為關於死刑的論述都會拿掉人性。Saul提醒，這些研究正在打造新的論述，改變社會對話氛圍，拆除大眾刻板印象。

最後Saul分享，他曾聽過一位待死十四年的死刑犯這麼說：「每天起床睜開眼我就死了一次，日復一日。」判死不只包含執行死刑而已，比執行死刑這件事本身還要更糟糕，因為待死現象是更綿延而沉重的折磨。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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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數字

2022年已知的死刑執行（未計入據信在中國發生的數千起死刑執行）與2021年相比，大幅增加了53%，從 2021的579件增加至2022年的883件，2022年的死刑執行數量是自2017年（993件）以來第二高2。中國、北 韓、越南等國慣常使用的秘密作風和高度國家管制仍然持續，使國際特赦組織無法對這些國家的死刑狀 況做出準確評估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紀錄，2021年有18個國家執行死刑，2022年則有20個。有5個國家是數年未執行死刑 後恢復執行死刑，分別為：阿富汗（上次是2018年）、科威特（上次是2017年）、緬甸（上次是40年前）、巴 勒斯坦（國）（上次是2017年）、新加坡（上次是2019年）。波札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3國在2021年 有執行死刑，2022年則未執行死刑。

在此區域的825件死刑執行紀錄中，有94%的死刑執行發生在伊朗（70%）和沙烏地阿拉伯 遽增加的情形。在伊朗，有紀錄的死刑執行數量從2021年的314人增加至2022年的576人，增加率為83%； 在沙烏地阿拉伯，有紀錄的死刑執行數量從65人增加至196人，是2021年的三倍，這是國際特赦組織30年 來在該國所記錄到的最高數字。

哈薩克、巴布亞紐幾內亞、獅子山共和國、中非共和國4國完全廢除死刑。哈薩克在1月時正式頒布一項廢 除死刑的法律。巴布亞紐幾內亞全面廢除死刑的刑法修正於4月生效。獅子山共和國2021年的死刑廢除法 案（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ct 2021）在2022年4月21日正式頒布，將該國法律中所有死刑全部 廢除。中非共和國總統圖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éra）在2022年6月27日簽署了國民議會一個月 前通過的廢除死刑的法案。至2022年年底，赤道幾內亞和尚比亞兩國廢除了普通犯罪死刑。國際特赦組織 認為，由於截至2022年年底這兩個國家的軍法中仍保留死刑，因此這些正面的行動應視為部分廢除死刑。 國際特赦組織在1977年展開廢除死刑的全球倡議時，只有16個國家對所有罪行全面廢除死刑。到了2022 年年底，已有112個國家完全廢除死刑，9個國家廢除普通犯罪死刑。

國際特赦組織記錄到有26國出現死刑判決之減刑或特赦：阿富汗、孟加拉、巴貝多、中國、甘比亞、迦納、蓋亞那、印度、印尼、伊拉克、哈薩克、科威特、馬來西亞、茅利塔尼亞、摩洛哥/西撒哈拉、尼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蘭卡、蘇丹、台灣、泰國、美國、越南、尚比亞。

國際特赦組織記錄到4國共有至少28起死刑宣告無罪：肯亞（20）、摩洛哥/西撒哈拉（1）、美國（2）、辛巴威（5）。

甘比亞、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則是繼續官方暫停執行死刑的措 施.

L’article 處決數量增加，但 2022 年廢除死刑取得明顯進展 est apparu en premier sur WCADP.

再見生死辯

繼上一次最高法院（2021年）就死刑案件言詞辯論，今年四月又開生死辯了[1]。這次到最高法院旁聽「陳福祥死刑案」言詞辯論庭，與以前看到的檢辯雙方通常會組成團隊的狀況不一樣，本次出庭的兩造僅有一位律師、一位檢察官。

陳福祥案是一個非常指標性的案件，他是最高法院首件要求事實審要踐行量刑前社會調查的案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具有突破性的重要意義。現今我們在多數死刑案件審理都會看到的量刑鑑定/調查等程序要求，正是陳福祥案於第一次上訴最高法院時發回判決（最高法院於107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中所奠定之程序基準。量刑鑑定/調查的意義，至少在死刑案件上，將揮別法院以往僅形式上調查被告前案紀錄、就學資料再輔以幾句「人神共憤、天理難容」逕決定生死的粗糙模式，轉而能夠於量刑程序上就量刑因子等進行調查後，以「活生生的社會人」視角（而不是「孤零零的犯罪人」）端視被告而作量刑判斷，節錄陳福祥案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的判決理由如下：

法院對被告進行量刑或處遇方案之審酌，而囑託鑑定人以被告之犯罪要件事實以外之事實情狀，提供法院相關必要資訊之鑑定時，該相關情狀之鑑定事項常涉及多樣之多層面因素，諸如被告之性格、家庭背景、生活經歷、成長環境、本件犯罪動機、犯後心理狀態、犯罪人之人身危險性及再犯可能性預測，甚至日後之處遇方案選擇、處遇成效等分析。其評估內容往往跨越單一領域，而含括心理學、犯罪學、社會學、精神醫學等專業，自需借助心理師、醫師、社工師、保護觀察官等專門人士於判決前進行綜合性之團隊鑑定調查，以客觀提供法院作為決定刑度及處遇內容之依據，並可避免單一鑑定人之主觀定調。[2]

該判決即指出量刑前調查／鑑定評估因子的重要性與需求，且此類調查／鑑定應由專業的「跨領域團隊」擔當，以避免單一鑑定人之主觀偏頗問題。換言之，此處所要求的量刑調查／鑑定，已經不是過去單純說做個精神鑑定即為已足，而是要藉由多方專業領域來做綜合性的整合調查才是。

功課做一半的事實審

迄今，最高法院就這個案件已經發回三次了，每每發回均指出高院好幾個沒調查清楚的疑點，三次發回的共同問題則是要求「事實審應該做跨領域團隊的量刑調查」，但高院也很固執，被糾正了三次仍抵死不從，屢屢判死。該案最近一次事實審判決（更三審）更是一面聲稱「被告非絕無教化可能性」，一面又不肯做量刑鑑定，然後就判死。匪夷所思。

這個問題又再次回到最高法院，這次開庭言詞辯論處理三個辯論爭點：

一、上訴人對蔡○○所犯殺人罪，是否屬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項前段所稱之「情節最重大之罪」？

二、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殺人犯行，判處死刑，其量刑事由之論斷（例如犯罪動機、犯後態度、是否有矯正教化可能性等），有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三、本件上訴人對蔡○○殺人部分，依其犯罪之具體情節及個人情狀，有無其他足認不應判處死刑之理由？

請ChatGPT答題

「情節最重大之罪」「教化可能性」「量刑有無違法之處」，都是考古題，也都是老問題了，在台灣已經陸續將各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的情況下，這些問題的思考本質是：國家該不該判死。

然而，在「辯論」的過程中，檢辯雙方多半像學生念課文般，低著頭，逐字逐句地念著各自手上的稿。細聽內容，「情節（已經／不是）最重大」「（毋庸考慮／有）教化可能性」，大多是老掉牙說法，像是請ChatGPT也能回答的內容，其間再偶爾穿插個幾句有氣無力的「人神共憤、國法難容」「判死才能彰顯國法尊嚴、維護正義」「廢除死刑不是對錯的問題，是言論自由的範疇」四句聯。整體過程，行禮如儀，從朗讀案由到結辯，沒有任何法官問任何問題，不到一小時，隨著檢察官最後結辯摘要被害人家屬意見稱「政府不要按黨綱廢死」「判死才能贏得人民對司法信賴」幾句話後結束。

最高法院在透過陳福祥案107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確立了這類案件做量刑前社會調查的必要性，著實也使得陳福祥案之後的好幾宗死刑案件有機會在量刑上做更為精緻的調查，以免只要是社會上發生重大矚目殺人案件，就僅聚焦在「教化可能性」，而過度強調教化可能性在於死刑量刑中的重要性，反而將忽視了我國刑法原本就有的第57條各款事由[3]特別是行為人因子等調查與類型化操作，而難以更完整評價個案的量刑[4]。

生死未卜

然而，這次案件來到最高法院，原本期待的是，按照最高法院作為法律審的高度，可以在法庭現場聽見紮紮實實的辯論，例如就「量刑鑑定調查的正當程序」「死刑量刑三階判斷框架」[5]「行為人個人情狀於量刑的減輕下修作用」「情節最重大罪行的單向反面排除法適用」，甚至現已有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下的「死刑違憲論」等本件更三審判決未解答但最高法院裁判實務已然建立的判死限制基準。可惜，在這次的程序中，舊爭點既無新解，「辯論」也成了「不論」。

審判長宣布，全案辯論終結，預定5月2日下午2點30分宣判。

退庭後，天空開始飄起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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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0日，一起行动起来反对死刑！

参加全球各地的几百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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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程度，显然不如政府描述的那般坚定不移。

阳光将混凝土和停机坪晒得发烫，一群哀悼者走在上头，一面跟随一辆载着纳加德兰（Nagaenthran K Dharmalingam）的灵车，一面为逝去的生命哀恸哭喊。纳加德兰13年前步上一条骇人的道路，今日到达了终站，超过200 人出席了他的葬礼替他送上最后一程。当年，纳加德兰在新加坡被捕后，最后被控走私 42.72 克海洛因。

纳加德兰在离世前六个月引起了广泛支持和关注。尽管新加坡政府一再坚称他并非智能障碍，甚至还在纳加德兰于狱中遭绞死入狱当天发表声明，但事实证明他的智商仅69，远低于平均水准，他不但只有“临界智力功能”还患有其他认知障碍。就国际标准而言，纳加德兰属于有智力/心理障碍的人。他的家人在 2021 年 10 月第一次收到死刑执行通知，信中表示，纳加德兰将于 11 月 10 日被执行。这封信用官僚文字告知纳加德兰的母亲，她的儿子即将被绞死，语调之冷酷让所有人震惊不已。

新加坡死刑案件大多无人闻问，但纳加德兰的案件却引起了国际媒体关注。人们密切关注案件进展，从临死前向法院递交已然无望的申请书，一路追踪到纳加德兰新冠肺炎确诊，结果似乎因为病重而无法被执行，反而超现实地获得暂缓执行。有超过100，000人在线上连署，请求新加坡总统特赦纳加德兰，还有医界、法界等各界专业人士，纷纷写连署信替纳加德兰打气加油。最后，新加坡政府仍无视各界请求，于4月27日处决了纳加德兰，促使许多新加坡人隔天手持鲜花、卡片、用来声援纳加德兰家人的手写讯息，集结悼念纳加德兰。 

民众短时间内大力声援纳加德兰，串连的范围之广，身为废死运动者的我在新加坡从未见到过。2010 年，杨伟光（Yong Vui Kong）的家人还得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街头拉票数週，才能获得超过 100，000 人连署，让杨伟光由死刑降为无期徒刑。

纳加德兰因为患有社会和心理缺陷，因此备受大家同情，就算是不怎麽反对死刑的人，也同意对纳加德兰这类的弱势罪犯网开一面。然而，这一点不但无法解释为何支持废死的人不断增加，也无法说明对于即将被执行的死囚，为何新加坡舆论出现了立场转变。

在4 月 3 日的反对死刑抗议活动上，约有 400 人出席；三週后，为纳加德兰和另一名死刑犯达奇那穆迪（ Datchinamurthy a/l Kataiah）（达奇那穆迪原定 4 月 29 日被执行，后来暂缓执行）举行的守夜活动也有着差不多的出席人数。这些抗议活动和我十年前参加的抗议活动主轴很不同，以前的人倾向关注案件细节，但现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政府同情、怜悯特定族群，还要求完全废除死刑。标语和口号聚焦于系统性压迫和剥削，直指其中同时蕴含了种族、阶级和结构不平等因素。人们直接将死刑判决形容成谋杀和国家暴力，同时呼吁政府停止杀人。

人们现身并採取行动，不仅让示威运动有所进展，更对死囚家属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向被认为反动又政治被动的新加坡人，现在也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信念了。在死刑执行前夕，许多人亲自到总统府递交赦免死囚的请愿信。纳加德兰被处决前一晚，儘管有大批警察在场，一小群新加坡人仍聚集在樟宜监狱外，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留言祈祷。他们明白纳加德兰也是人，因此十分在乎他。

的确，大多数新加坡人仍然支持死刑，但根据学界一项大规模民意调查，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程度显然不如政府描述的那般坚定不移。废死立场和讨论在社群媒体上开始出现，虽然多半会被当地主流媒体忽视。政府坚称用死刑对付运毒有遏阻力，并企图套用他们对民调的解释来说服大众。不过，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开始质疑和挑战这套主流论述，甚至直接不予接受。

这些支持带来的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虽然整体而言，这样的声音在新加坡仍是少数，但人们现身并採取行动，不仅让示威运动有所进展，更对死囚家属带来深远的影响。家属常常因为亲人是死囚而遭受汙名化，最后不得不噤声，活在惊吓和屈辱中。但人们公开团结示威后，家属便了解到自己其实并不孤单。近年来，我与家属的对话慢慢有了变化。以往他们只关注亲人案件的具体细节，现在则对其他死囚的案件更加关注，甚至一再表示需要彻底废除死刑。

纳加德兰的死让许多人深感痛苦，尤其包括他的家人，也包括许多盼望他获得赦免的新加坡人。许多人需要时间来消化自身的震惊、失望、愤怒和悲伤情绪，而反死刑运动仍不断向前进。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虽然纳加德兰隔壁的狱友达奇那穆迪成功为自己争取到缓刑，但缓刑只是暂时的，有许多死囚仍面临即将被处决的危机。虽然我们没有成功留着纳加德兰的性命，但他的故事让更多人吸引了更多废死支持者，现在成了其他死囚的一线希望。

图片来源 – 民众组织烛光守夜活动，抗议新加坡政府处决纳加德兰（Mohd Rasfan/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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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實質廢死」？

實際上，在國際間對於一個國家是否「實質廢死」有很嚴謹的定義。若一個國家超過十年以上沒有執行死刑，或者政府正式宣誓暫停死刑執行，才會被認為是實質上廢死（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in practice）。舉例來說，1997年底至今沒有執行死刑的南韓，以及2010年由總統宣示停止死刑執行的蒙古（後來在2012年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後正式廢死）就是這樣的狀況。

台灣雖曾經在2006年到2009年有過短暫四年沒有執行死刑的情況，這都不能算是實質廢死，更何況只是一年沒有執行。支持廢死或者支持死刑的人，都不需要太高興或者太憤怒，重點是，我們可以從去年或者過去幾年學習到什麼？

2009年台灣以通過兩公約施行法的方式，讓《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內國法化，向國際社會宣誓我們願意自主遵守國際人權體系的相關規範與制度。隨即2013年、2017年政府也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台灣進行兩公約是否落實的定期審查，因為COVID-19疫情的關係，第三次國際審查延到2022年5月舉行。

在這個公約定期審查的循環過程中，死刑制度的確受到關注，並且受到很多的批判。但也因為這樣，不可否認的，國內的司法制度在死刑的判決上越來越嚴謹、越來越朝向國際人權的標準靠近。所以，死刑判決和執行越來越少，是台灣遵守公約後自然的現象，若是越來越多，才是一個需要檢討的問題。

不像蒙古也簽署了旨在廢除死刑的第二任擇議定書，台灣只通過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以的確沒有立即廢除死刑的義務，但就算如此，依據公約，台灣也必須要有逐步朝向廢除死刑的政策目標，同時必須嚴格限縮死刑只能使用在情節「最嚴重的罪行」（the most serious crimes）中，且必須遵守所有的公平審判標準及正當程序。

台灣死刑制度的執行現況 

對台灣來說，所謂逐步朝向廢除死刑的政策目標，重點應是如何和仍對廢除死刑有疑慮的民眾好好溝通，並討論在廢除死刑之後，最嚴重的罪行應該要判處的刑罰是什麼，也就是所謂的死刑替代方案，但幾年下來，我們看不到法務部的努力成果。

嚴格限縮死刑只能使用在情節最嚴重的罪行上，這也是目前司法界正在掀起的論戰，2018年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生命權做出了第36號一般性意見，其中第35段便提及未直接和蓄意導致死亡的罪行不能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刑」。

目前台灣法院有些判決依據公約，嚴格解釋並限縮情節最嚴重罪行的適用，例如，在湯景華案中，最高法院自為判決，將高院的死刑判決改判無期徒刑，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認定這個案件是間接故意殺人。間接故意殺人對應至我國刑法體系，再加上公約嚴格限制只有在最特殊之情況下才能適用死刑之精神，強度較低之間接故意殺人罪行就必須要排除在情節最嚴重罪行範疇之外。

此外，針對精障者是否判死刑在公約相關規範中也都有很清楚的明示，例如，一樣的，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9段便明確指出，對於只能承擔一部分道德可責性，及對面臨特殊障礙情狀，難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自我辯護之個人，例如，存有嚴重心理社會障礙（serious psycho-social disability）的當事人判處死刑，而非只限縮在精神障礙的範疇內。

雖然我不同意所有的判決在適用公約上都是合宜的，但這些論戰、對於判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見提出，至少可以看出台灣司法正在用判決說理並逐步（或者緩步的）落實公約內涵，而不是只要符合最嚴重的罪行就可以判處死刑，若在審判中，並未遵守所有的公平審判標準，也構成了不能判除死刑的理由。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變化。例如，除了當事人是否要判處死刑，必須要考量到個人情狀，在審判中用量刑前社會調查／情狀鑑定（量刑實證調查）的方式，讓法官判斷時有所依循，已經漸漸成為重大刑事案件的判決的標準配備。

台灣離實質廢死還很遠

以上這些進展，撇開死刑存廢這個挑動所有人敏感神經的議題之外，這幾年來司法上面的變遷的確是朝往比較正面、人權保障的方向邁進。但若要說到實質廢死，我們離它還有點遠，包括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檢察官在一些明顯不符合公約規範下的案件，卻一樣求處死刑，法官也持續地判決死刑，只是2021年剛好沒有死刑定讞案件。

台灣有可能實質廢死嗎？有可能在法律上廢除死刑嗎？很可惜，現在的答案是不太容易，但那是一條不可迴避的路。期待在這過程中，不管支持或者反對死刑，都應該一起監督政府及司法，不要讓我們走回頭路。

註：本文原刊登於2022年2月17日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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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判决和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

中國的刑法嚴苛，規定了數量眾多的死刑罪名。1979年刑法有74個死刑罪名，沿用至今的1997年刑法，有多達68個可以判處死刑罪名的條款，其中暴力犯罪24項，非暴力犯罪44項；該刑法在2011年修訂時，將死刑罪名減少了13個；2015年修訂時，將死刑罪名再減少9個，至現在的46個，其中暴力犯罪24項，非暴力犯罪22項。雖然死刑罪名有所減少，但對判决和執行死刑的數量沒有什麼顯著影響，因為被刪減的死刑罪名在實踐中很少適用死刑，有一些是基本沒有適用過死刑的，如傳授犯罪方法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等。

中國毫無疑問是判决和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但是官方媒體和法院只報導或公布極少的死刑案件，具體數字被當做國家絕密，外人無從知曉。包括死刑判决數量、執行數量、死刑按照地方、罪名、年齡、性别、收入等情況。

真正對中國死刑判決和執行數量減少的關鍵事件是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下放27年的死刑覆核權。而在那之前，絕大多數死刑案件的覆核由各省級法院實施，二審和覆核都在同一個法院進行，既無程序的公正，也無實體的保障，大量死刑冤案由此發生。

死刑覆核庭的組成

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覆核權，全國抽調數百法官組成死刑覆核庭，確定「少殺慎殺」的基本原則。2012年《刑事訴訟法》做出了相應的修改，規定死刑案件二審必需開庭審理；法官在進行死刑覆核時必須訊問被告人，聽取律師意見；在死刑案件中奉行更嚴格的證據標準；並率先在死刑案件中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這些舉措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死刑的濫用和錯用。

但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等人組織對中國執行死刑數量的估計，大大少於實際的數字。根據我們在中國從事律師職業的經驗和對一些律師、法官、檢察官的訪談，我們粗略估計，在2007年之前的20多年裡，每年至少有12,000人被執行死刑，2007年之後至今，每年仍至少有8,000人被執行死刑。根據國際特赦組織2021年出版的「2020全球死刑報吿」，除了中國、朝鮮、敘利亞和越南這幾個把死刑列為機密的國家外，2020年全球有483人被執行死刑。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基數，可以說，中國執行死刑的數量，很可能占了全世界的90%左右。

近年來，包括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張玉環案和江西樂平案等死刑錯案的糾正頗吸引人們的目光。對此，我們既要肯定其積極意義，也要有清醒的認識。這些死刑錯案均發生在最高院收回死刑覆核權之前，因為律師、學者和記者的不斷申訴和呼籲，而進入公眾視野，從而推動了最终的重審改判。一些案件本身存在著嚴重的酷刑和證據不足的問題，致使當時的法院不敢判決死刑立即執行，而是判處死刑缓期二年執行。在案件有疑點的情況下，不是依法宣布罪名不成立，而是採取「疑案從死缓」，這也是中國特色的司法實踐。這樣的案件有很多，那些被糾正的死刑錯案，只是其中的極小一部分。

直接干涉司法的「政法委」

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死刑數量巨大、適用罪名廣泛、數據不公開、在押死刑犯的人權得不到保障，而且在於死刑冤案錯案的大量存在。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刑事司法的制度性、結構性弊端。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法院聽命於黨委和政府，共產黨的「政法委」負責控制公安部門、檢察院、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在敏感案件、重大有影響的案件中，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可以直接干涉法官判案。在政法委的體系裡，公安部門的負責人比法院院長排名更高，權力更大，因此在刑事司法中出現「警察比法官更有發言權」的怪現象。經常出現的運動式嚴打、命案必破、破案期限和指標等政策，在中國沒有民主問責、沒有三權分離與制衡的背景下，也導致了大量冤假錯案的產生。此外還有證據制度的缺陷、體制性的酷刑、刑辯律師的角色和權利受限制、普遍的司法腐敗等等，使錯案、包括死刑錯案不斷湧現，而糾正這些錯案卻難於上青天。

2012年開始的中國司法制度改革對死刑判決影響不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司法實踐中很難落實。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表示，「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和國家的死刑政策，對極少數罪刑嚴重的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判處死刑」，防止在社會上產生「花錢買命」、「以錢買刑」等情況。在這種強調死刑的政策引導下，我們經手的一些本不應被判決死刑的案件也被判決了死刑。

中國興善研究所的救援

2010年滕彪博士創辦的中國興善研究所（China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是中國唯一以關注死刑為主旨的民間機構。自創辦以来，中國興善研究所在中國致力於推廣廢除死刑的理念，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組織死刑個案研討，撰寫中國死刑調查報告，參加世界反死刑大會（World Congress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也是亞洲反死刑網絡（ADPAN）的成員。中國興善研究所向中國人權律師和公民介紹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於死刑問題的決議，介紹廢除死刑的國際趨勢和經驗，同時為刑事辯護律師在死刑案件的有效辯護方面進行交流和學習。中國興善研究所關注和代理的冷國權案（遼寧）、樂平四公民案（江西）、楊明案（貴州）等先後得到平反，這些案件都是無辜公民被判死刑或死缓的案件。家暴受害者李彦殺夫案（四川）、張好峰父子反殺夜闖家門者案件（河南），被告人由死刑改判死缓。

709大抓捕事件：人權律師陷入低谷

2013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加強社會管控，打壓公民社會，許多中國民間NGO被取締、辦公場所被查抄，人員被抓捕；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對曾經熱情推動和參籲廢除死刑運動的中國人權律師也是一個重大打擊。2017年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内活動管理法》，對曾經幫助建設中國公民社會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造成嚴重影響，它們大多退出中國或逐漸減少在中國的活動；中國政府繼續加強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很多人因為網上言論而被警察約談或傳喚，甚至以尋釁滋事罪判刑。中國公民社會和人權律師群體陷入1989年之後的最低谷。

死刑數字居高不下，司法黨化色彩越来越明顯，中國法制在大踏步倒退。在新疆更是發生了駭人聽聞的種族滅絕，針對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的死刑判決，以及法外處決，外界更是所知甚少。

這種環境使得中國興善研究所的活動也舉步維艱，研討會和年會受到監控，後來乾脆不讓舉辦，研究所的一些律師和人權捍衛者被吊銷律師證、被限制出境。有些與我們曾經長期合作的人權捍衛者仍身陷囹圄。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只好發展網絡，傳播廢死理念，並就死刑話題進行網上交流並配合線下小規模研討，繼續推動個案法律援助。

全球約有108個國家已全面廢除了死刑，144個國家在法律上或實務上廢除了死刑。全球廢死運動成效顯著。雖然在中國減少死刑、直至廢除死刑的路還很長遠，但作為中國廢死運動的拓荒者，我們將在這條荊棘路上奮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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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於2021年11月29、30日在西非主教團機構（CERAO）大講堂舉行，51位與會者橫跨非、歐、美、亞四大洲，儼然一場非洲版的聯合國聚會。會議聚焦於非洲廢死專案第二期執行結果，除針對倡議策略、募資、推動非洲廢死議定書（Banjul Protocol）進行回顧與展望，也安排了聯合國倡議實務訓練。

能近距離觀摩這場立足非洲、面向全球的廢死工作坊，是相當特別的經驗。本文除了簡要紀錄現場見聞，也期待能帶領讀者初步認識非洲廢死運動。

專案背景及非洲廢死現況

在非洲廢死運動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非洲廢死專案自2015年起開始運作，由FIACAT、WCADP及非洲各國人權組織共同執行，目的是持續強化非洲公民社會、促成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憲章（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架構下的非洲廢死議定書，並支援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委員會（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CHPR）中的廢死工作小組。

1990年，全非洲僅有位於北大西洋上的島國維德角廢死。經過多年持續努力，至2020年非洲54國中已有22國完全廢死、18國實質廢死（見下圖），換言之，超過三分之二的非洲國家已實務上達成廢死。為固守既有廢死成果、持續邁向全非洲廢死目標，人權組織跨國甚至跨洲協力合作已成為慣例。

工作坊實錄

這次的工作坊，我主要參與了募資以外的議題討論活動。首日上午由象國ACAT執行長Wenceslas Assohou、象國法務部人權部長Constant Delbe接連致詞揭開序幕，在簡單的與會者破冰活動及非洲廢死專案第二期成果簡介後，便立即分組討論專案六大議題，分別是ACHPR訓練、倡議工具及訓練指南、第七屆世界反死刑大會、小額補助/世界反死刑日、廢死推廣工作坊。

我選擇旁聽廢死推廣工作坊組，主要討論如何向政治領袖推廣廢死政策。小組討論中，來自未廢死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成員提及廢死議題是國內政治圈的禁忌話題，因為「政治人物為了選票而避談死刑」。而來自實質廢死國喀麥隆的組員，則表示遊說領袖人物能獲得極佳效應，當喀國政治人物公開表達廢死意向，許多人民就會跟隨。另一方面，來自馬達加斯加的組員則表示馬國早已廢死，當前的重點議題在於修法遏止執法人員進行法外處決。

全體分享時間中，參與者普遍肯定ACHPR提供的訓練及工具相當有幫助，而且即使面臨COVID-19疫情來襲，專案仍然以書面及線上形式運作不輟。在困境方面，許多人則指向政府毫無作為或反應遲緩，而取得相關補助亦是一大難點。

此外，宗教信仰與廢死運動的糾葛也是備受討論的議題。某些非洲國家由於多數人信奉伊斯蘭教，如西非的實質廢死國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或馬利（Mali），在伊斯蘭教支持死刑的情形下，仍難以推動完全廢死。於是，遊說伊斯蘭宗教領袖（如伊瑪目）成了焦點策略之一。

工作坊次日上午聚焦於非洲廢死議定書深入探討，邀請喀麥隆學者Carole Valérie Nouazi Kemkeng博士、肯亞法律專家Kevin Mwangi、ACHPR副主委Maya Sahli-Fadel分享議定書的背景、內容以及推動過程中遭遇的困難。Sahli-Fadel副主委表示，目前仍須積極向各國國家人權機構和政府單位遊說，才能讓議定書順利通過。針對與會者表示民意不願廢死的困境，Kemkeng博士認為重點在於影響政府意向，讓人民跟著政府走。在之後的議定書策略分組討論中，Kemkeng博士的觀點也獲得多數與會者認可。

下午時，工作坊安排了聯合國遊說實務演練，邀請美、法兩國的法律專家講解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及公約機構（Treaty Bodies）等聯合國人權機制，並帶領與會者分組演練如何遊說人權理事會各國代表。工作人員及參與者輪流扮演各國代表聽取公民社會意見，而公民社會代表則試圖以資料及論述影響各國代表的發言意向。實務演練結束後，還邀請外部專家針對非洲廢死專案第二期做專案執行審核報告。在公民社會及象國政府多位重要來賓致詞後，工作坊圓滿落幕。

綜合來說，兩天議程以多元角度討論非洲廢死專案成果的形式，讓與會者能看見專案全貌。某位與會者受訪時表示，透過工作坊上的互動及分享，「正是檢視母國廢死運動優缺點的好機會」。

另外，在疫情期間赴非洲舉辦國際工作坊充滿了挑戰，包括新變種病毒爆發及象國出入境強制PCR篩檢規定繁瑣，導致許多與會者的行程因此被打亂；以及會議採取實體與線上並行，須克服網路連線不穩和即時翻譯等技術問題。即使疫情期間推展國際廢死運動不易，主辦單位仍能面對問題一一解決，顯示出國際人權工作者的抗壓與應變能力。

從非洲看台灣

非洲國家對台灣人來說太過遙遠，也容易給我們原始和低度開發的刻板印象；但實際上，基於歷史因素和語言近似性，非洲在廢死運動上或許比台灣更貼近國際脈動。當然，非洲廢死必然面臨諸多台灣難以想像的挑戰，只是關於政府不作為、經費短缺、社會禁忌等基本困境，非洲與台灣——或者在廢死道路上努力的國家——仍然極其相似。

活動當中，我遇見來生長於蒲隆地（Burundi）的二十多歲年輕人，因批評時政而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繼而出逃到殖民母國比利時；我也遇見來自法國的年長法官，在退休後成為當地ACAT的核心人物，時不時飛往非洲各地出任務。我們之間即使有專業或文化差異，基於近似的歷史記憶和共同關懷，很快便找到共同語言。我再次體認到，人權是不分種族或國界的。

多虧這次的工作坊，讓我得以窺見非洲廢死運動的進展，同時體驗國際合作的凝聚力有多強大。期盼台灣的公民社會能藉由積累多年的經驗和實力，扮演亞洲廢死運動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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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0日，一起行动起来反对死刑！

参加全球各地的几百项活动:

和世界反对死刑联盟联系，告诉我们10月10号您准备举办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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